“年味淡了”是一件悲伤的事吗？我宁愿将其视为社会转型期的必经之痛。与其说我们失去了年味，倒不如说，年味正在重新被定义中。

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确定使用公历，南北议和后，双方商定：“各官署改用阳历，仍附阴历，以便核对，民间习惯用阴历者，不强 改。”阴阳合历就此成为中国历法的主流，除了个别激进时期取消了阴历外，一百年来大抵如是。正如当时名记者黄远庸所言“新历之新年，系政治之新年，旧历之 新年，系社会的新年”。

民间过哪个新年，诚然无法用政治之手调控。然而，旧历又称为农历，实在是农业社会的产物。当社会的大半个身子已经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后，在每年1月或2月的某段不确定的日子，用传统的方式，过一个搅动全中国的节日，是否还合时宜？

我并不是呼吁大家不过年节。1905年旧历年时，上海《时报》社论即指出：“我人勤苦一年，此数日之快乐不可少也。我人疏阔一年，此数日之交际 不可少也。我人静默一年，此数日之活动不可少也。”年节有它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，再文明的国度也不曾尽废年节，尤其在中国，由于户籍制度的羁绊，传统习俗 的影响，“返乡”仍是很多人无可改变的选择。《时报》社评作者指出，问题不在于过不过年，而是怎么过年：“唯当以有益之快乐，有味之交际，有思想之活动易 之而已。”

怎样定义与获得“有益之快乐，有味之交际，有思想之活动”？我认为应当从现实出发，从三个方面重新定义年味。

一是差异化。这里说的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。从前生计艰难，过节很重要的内容是“吃”，如今再以吃为主过各种节，还有多少人能提起精神来去细细琢 磨与制作专为节日而备的食物呢？2015年底有一部《舌尖上的新年》上映，比较其内容，与同一团队制作的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并无大异。时至今日，“吃”已经 不太能构成节日的差异化内容。而且，节日需要的差异化内容，必得是正面的差异化。春运抢火车票挤火车，与家乡不熟悉的亲朋聚会，讨论各种个人隐私话题，对 于习惯都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，肯定不是正面的差异化，他们不会欢迎这样的“年味”。

二是仪式化。仪式化是节日不可缺少的要素，用以凝聚人心，彰显特色。但是仪式也须与时俱进，比如祭灶祭祖，从前是寄托了家人对来年合宅平安吉祥 的祈望，现在却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了，如果家里有老辈主持，或许还能延续一些年月，一旦老辈凋零，住在西式楼房里，祭灶祭祖从何谈起？又有所谓“新 民俗”，全国人民同看春晚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娱乐化不充分的年代，是皆大欢喜的选择，今日则越来越难满足所有人的需求。

三是个性化。节日的个性化，即此节不同于彼节的关键。年节本为农闲而设，游玩、购物、打牌、串门，都是当时的休闲方式。而今时移势易，休闲方式 发生变化，再正常不过。地球已成一村，出省游出境游，跟当年步行几十里去看另一方天地，本质并无分别。反倒是离乡之人渐多，“团圆”成为春节最大的主题。 然而团圆不见得一定要在家乡，换个地方甚至换个国度团圆，也不会改了乡音淡了亲情。所以，在团圆、休闲的大前提下，鼓励个性多元的方式过春节，既可降低社 会成本，又能增加幸福指数。

总之，过节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，过完节，觉得神清气爽，功德圆满，这节就没白过，心中就自有浓浓的年味儿。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）